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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仅是贫富经济而是一个“深层次的沦陷”

华裔网作者:郑浩

 尽管9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法例修订草案,但激进示威游行活动不仅未见平息,反而愈加频繁暴力。香港社会普遍认同,造成当前香港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深层次矛盾”长期未见根本解决,加上市民普遍对政府施政感到失望,引发公民抗争或是迟早之事。

但问题是,仅凭“深层次矛盾”就能造成社会如此暴力和动荡吗?笔者认为,比起“深层次矛盾”更令人担忧、更复杂敏感的问题,正是香港的“深层次沦陷”。一日不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或会永无宁日。

在此,笔者首先把香港“深层次沦陷”定义为“意识形态领域内深层次沦陷”。

包括林郑月娥在内,把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归纳为土地长期供应短缺、住房困难、贫富差距加大、青年就业与晋升无望及社会福利保障不足等,这确实是阻碍香港经济健康发展、民生逐年改善的症结所在。但是,所谓“深层次矛盾”仍属经济与发展范畴之列,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都存在,只是矛盾大小、表现程度和影响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坦率地说,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富庶的经济体之一,“深层次矛盾”并不足以引发类似相对贫穷、落后和闭塞国家那种“人民起义”式的“革命”,香港也不属于全无法制与公民自由的极权式社会,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框架内,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的22年里,香港特区的人权保障与自由开放度在世界上都是排名靠前,是举世公认的文明、法制和自由社会,这与其他因革命而丧失政权的极权型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深层次矛盾”固然应对香港动荡负上其责,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很难避开“意识形态领域内深层次沦陷”问题。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主要指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政治、哲学、法律、教育、文化、宣传、信息,以及如国防、军队、司法、警察与监狱等“国家机器”。

香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区法律体系,是严格依照“一国两制”原则框架构建的,只要香港本地原有立法与《基本法》不构成直接冲突,仍可有效实施;但回归以来,新立法律、特别是与内地相关联的法律,几乎都会遇到香港立法会内民主派议员的百般阻挠。

例如,2003年香港立法会讨论就《基本法》第23条涉及国家整体安全利益问题立法问题时,由于民主派将立法问题政治化,引起社会广泛争议,最终政府不得不在当年9月正式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至今相关法律的立法程序无法重启。

这次因讨论《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草案》而引发动荡如出一辙,有人把原本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肆意政治化、恐怖化,误导市民错误理解相关法律或将导致公民失去言论自由,甚至被引渡(中国)内地受审,结果导致社会群起抗争。

香港立法遭政治挟持而“有法弱制”的怪异现象,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属罕见。此外,香港最高与终审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构成与任命,也是长期让社会对香港司法裁审制度的公正性产生普遍疑虑。

香港的教育问题,更是令人十分担忧。社会动荡以来,香港教育界最大民间团体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公开支持“反送中”游行示威,主张“不反对”中、小学校“罢课不罢学”运动,甚至出现许多学校还鼓励学生参与街头抗争,指这次运动关乎学生的未来,其用意和手法不禁使社会普遍质疑香港教育是否存在迎合港独政治目的。

发布日期:2019-10-15 13:30:09